万寿宫：江右商帮的精神殿堂

刘上洋

一

著名作家余秋雨曾经写过一篇散文，说在他到过的省会城市中，南昌算是不太好玩的一个。这话引起了南昌人的极大不快，认为有失公允，不符合事实，有的人甚至要余先生为南昌正名。虽然余先生也为此做过努力，但效果甚微。平心而论，当年余秋雨先生产生这种看法，也不能全怪他。他那时来南昌，城里可看的景物确实寥寥无几。闻名遐迩的滕王阁还没有重建起来，城区的铁柱万寿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一把大火烧成了灰烬，西山万寿宫在离市区几十公里的郊外，地方偏僻，路况又差，不太容易去。加上我们过去很少提及万寿宫，很多外省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这样，对于颇有造诣的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他到南昌后当然只有把眼光投向青云谱，投向开创一代画风的八大山人，去从中领略中国绘画乃至中国文化的大境界了。

其实，在江西老表的心目中，相较于青云谱，无论是地位和影响，万寿宫都要高得多。如果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八大山人好似阳春白雪，而万寿宫则像下里巴人。三百多年前，在青云谱那冷寂阴湿的房间里，作为明朝皇室后裔的八大山人，目睹朱家的江山被清军的马蹄所踏碎，心如刀绞，悲痛欲绝，于是拿起画笔，把满腔的愤怒和反抗挥洒在宣纸上，或用一只翻着白眼单脚吊立枯枝的小鸟，或用几枝寒风中扭曲硬撑的残荷，来宣泄其心中的不满和痛苦。也许是情由心生，境由画造，这样八大山人也就在有意无意中开创了新的大写意画风。如果没有明朝的灭亡，八大山人也就不可能创作出那么多风格独具的画作，也就不可能在中国画坛上竖起一座巍峨的丰碑。但实事求是地说，不管八大山人在绘画上取得多么杰出的成就，不管青云谱多么有名，但在当时为温饱生计奔波的老百姓眼里都是无关紧要的，也是毫无兴趣的。所以青云谱和八大山人也就很难走进一般老百姓的心里，而只能在一些文人墨客和士大夫中享受他的崇高地位。文学艺术有时就是这样，其水平的高低同大众的喜爱往往是两回事。对许多大家的作品，老百姓觉得离自己的生活太远，所以他们并不买账。如此，青云谱被普罗大众所冷落也就很自然了。

但是万寿宫却完全不同，自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与老百姓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万寿宫所祭祀的主神许逊，生于西晋时的南昌，同八大山人一样都是一位地道的老表，他先在四川旌阳当了十年县令，做了很多好事，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以后辞官回到家乡，为人民斩妖除蛟，消除水患。传说他在南昌的广润门旁铸了一口铁柱井，里面安了八根铁链，锁住孽龙尾巴，并作谶语符咒。同时他还灭瘟除疫，治病救人，使得南昌地区风调雨顺，人们安居乐业。许逊后来隐居西山，潜心修炼，创立了净明道。在东晋宁康二年即公元374年136岁时终于修成正果，并携全家四十二口，连成鸡犬，拔宅升天。这也是成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来历之一。

由于许逊竭尽全力为老百姓谋福祉，在他仙逝升天之后，当地人们把他视为“福主”而自发地建祠纪念，这祠以后被称为万寿宫。在江西历史上，最早建造的万寿宫就是本文开头时所讲的两座。一是许逊隐居修道地的西山万寿宫，这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高大华丽的山门里面，有高明殿、关帝殿、谌母殿、三清殿、老祖殿和玄帝殿，有玉皇阁、玉册阁、三官阁、紫微阁、敕书阁和冲天阁，以及十二小殿、七楼、三廊、七门、三十六堂和大戏台。宫外还有太虚观、接仙台、云会堂等附属建筑。远远望去，红墙绿瓦，层楼叠阁，金碧辉煌，气势恢宏，犹如天上宫阙。二是南昌老市区许逊斩蛟治水处的铁柱万寿宫，虽然“文革”中被毁，但从光绪四年《逍遥山万寿宫志》的绘图来看，铁柱万寿宫的规模也是不小的。整个宫殿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主体建筑在东部，前院有戏台、水池，宫墙内有广庭，中设甬道，通向正殿，后面是玉皇殿，均为五开间重檐歇山式建筑。西部主要有关帝殿、夫人殿、谌母殿等。但最具象征意义的铁柱井却没有了。据有关专家考证，明初大臣宋濂曾作《镇蛟灵柱颂》，吏部尚书刘崧也在《紫霞沧州楼记》中称“此楼与铁柱亭对峙”，应该说铁柱井至少在明朝初期是存在的。

从晋代开始，许逊就逐渐成为江西特有的地方保护神，成为全省老百姓心中的神仙。从此，赣鄱大地乃至省外赣籍移民地区都相继建起了万寿宫，特别是在明清时期随着江右商帮的兴盛，万寿宫的建设又兴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举凡有江右商帮的地方，那里就一定会有万寿宫。在江右商帮最为兴旺的清代，全国共有万寿宫近2000座，除省内600余座外，几乎分布于全国各地，甚至漂洋过海，把万寿宫建到了东南亚一带，现在新加坡的惹兰勿律街上就有一座万寿宫。

江右商帮，让万寿宫成了江西在全国乃至海外的历史性地标。这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观。

二

我总在想，对许逊的崇拜和祭祀，最初只不过是当地的一种民间风俗和宗教现象，万寿宫也只是道观建筑。无论是许逊本人的经历还是专门祭祀他的万寿宫，可以说同江右商帮没有什么关系。但为什么江右商帮走到哪里都要建造万寿宫供奉许逊呢？以至最终人们把万寿宫和江右商帮完全等同起来，认为江右商帮就是万寿宫的代表，万寿宫文化就是江右商帮文化，而对万寿宫文化本身的内涵反而淡化甚至不知其然了。

任何事物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江右商帮之所以要举起万寿宫的旗帜，乃是因为当时他们经商做生意的需要。

第一，万寿宫在历代朝廷和老百姓中享有的神圣地位有利于提升江右商帮的影响力。自从万寿宫始建以来，不仅受到当地老百姓的顶礼膜拜，而且得到历代朝廷的高度重视。南昌市区的万寿宫，唐代叫铁柱观，北宋祥符二年宋真宗将其改名为景德观。南宋嘉定元年，宋宁宗御书“铁柱延真之宫”，将“观”改为“宫”。元贞元年元成宗继位后又将原额改赐为“铁柱延真万年宫”。明代朱元璋夺取天下后驾临南昌城，首先来到铁柱宫，亲上御香，成为第一个在铁柱宫进香的皇帝。嘉靖四十五年，明世宗又将宫名改赐为“妙济万寿宫”，并御书“神仙怡世”。市郊的西山万寿宫，南北朝时叫游帷观，宋大中祥符三年宋真宗将其升格为“玉隆宫”，并亲书匾额。宋徽宗政和六年赐为“玉隆万寿宫”，并以长安崇福宫为蓝本进行了大规模扩建。明正德十五年明武宗题额“妙济万寿宫”。每逢许逊升天之日，数以万计的老百姓都会自觉地来到万寿宫举行祭祀许真君的盛大庙会。而作为诞生于宋元、兴盛于明清的江右商帮，其历史虽然比万寿宫晚得多，但他们深知万寿宫的这种特殊地位和影响，所以最初闯荡在外的江右商人便产生了一个大胆想法，何不把商会的会馆建成万寿宫？这样可以使商会的会馆更具号召力和凝聚力，特别是万寿宫那种神秘的宗教力量更是一般会馆所没有的,让人顿生一种神圣感，因而不仅会扩大江右商人的信誉、提升江右商人的地位，而且会为江右商人做生意创造一种良好的氛围。把万寿宫作为江右商帮的会馆，体现了江右商人的智慧，也使江右商帮同万寿宫结成了一体，万寿宫最终成了江右商帮的象征。

第二，供奉万寿宫的主神许真君，使江右商帮有了保护神。在古代交通、科技十分落后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长期在外做生意的人们，希望有一个神灵来保佑他们身心的平安健康和事业的兴旺发达。在我国福建沿海一带，妈祖就是广大渔民的保护神。这位海神原是福建莆田湄洲湾海滨的一位姑娘，她不仅有着预知天气的本领，而且练就了一副好水性。她会告诉渔民什么时候可以出海，什么时候需要返航。每当大海发生风暴渔船被困的危急时刻，她会毅然纵身跃入海里冒着风浪进行救援。据说有一天晚上，大海像泼了浓浓的墨汁，狂风掀起了滔天巨浪，正在回家途中的渔船迷失了方向。这时，年轻的姑娘毅然将自家的房屋点燃，让熊熊的火光引领着渔船归航回到了港口。但可惜的是，姑娘28岁那年，在一次海上救援中再也没有回来。村里的人认为是她感动了上天而升天成神了，于是人们就称她为妈祖，成了东南沿海世代渔民乃至海外华人的共同神衹。特别是渔民们出海之前，都要到妈祖庙里烧香叩拜，祈求妈祖护佑。妈祖是他们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巨大精神力量。目前，全世界有妈祖庙上万座，遍及45个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有关机构还授予妈祖“和平女神”称号，并于2009年9月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妈祖相比，许逊的成仙过程也极为相似。他原为一介平民，通过举孝廉，做县令，为民除害，行医治病，最终羽化成仙，被人们自发祭拜。江右商帮长期出门在外做生意，吉凶难卜，生死难料，因此他们需要一个神衹来保护他们，而在赣地早已成神的许真君正好符合这些生意人的心愿。于是便把许真君奉为江右商帮的“福主”进行祭祀。人们的心理是十分复杂的，明明知道神衹是人供奉出来的，但对神都有一种敬畏心，都相信神有一种超自然的灵性。祭拜了，心里就踏实了，精神就有了支撑。不祭拜，就会显得心神不定，恐惧不安，以至出现不应该出现的过错和不测。

第三，万寿宫所蕴含的文化内核有益于江右商帮生意的进行。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万寿宫文化由最初许逊创立净明道所包含的“忠、孝、廉、慎、宽、裕、容、忍”八字真言逐渐发展成了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文化。这种文化集中表现在不惧邪恶、敢于斗争上，表现在舍弃自我、造福百姓上，表现在不畏艰难、坚忍不拔上，表现在忠诚待人、讲求信用上，表现在取财有道、义利兼顾上，表现在宽容大度、谦虚谨慎上，表现在同舟共济、相互帮助上，表现在孝长爱幼、清白做人上，表现在积德向善、善有善报上。还有就是许逊一生与水有关。古人认为水主财，水能生财，财随水走。五行中的水也代表财富。这是因为凡是有河流的地方都是商船云集、经济发达的地方。所以，万寿宫的宗教伦理文化也是江右商帮所主张的商业伦理文化。于是，他们便全盘“拿来”为我所用，以至成了江右商帮不成文的行规，成了江右商帮文化的核心和支柱。此后，随着江右商帮队伍和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万寿宫文化渐渐成了江西地域文化的代表。

第四，以万寿宫为会馆，可以为江右商帮营造一个“远方的家园”。在古代，由于条件艰苦，商人做生意很不容易，不仅长期背井离乡，尝尽远离亲人之苦，而且要在异地他乡顽强奋斗拓出经商的新天地。可以想见，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商人们，心里是多么的寂寞孤独，又是多么的感到无依无靠无助。他们需要亲情，需要乡情，需要同故乡人在一起炉边夜话同枕共眠，在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在一起看戏娱乐同哭同笑。这样就需要有一个公共活动的场所。于是商会会馆就顺时顺势地诞生了，于是江右商帮也建起了具有会馆功能的万寿宫。江右商人经常在这里见面会友，在这里协商事情，在这里互通有无，在这里歇脚休息，在这里拉家常，在这里看大戏。即使长年不能回家，但有一个温暖的归宿。万寿宫给了江右商人莫大的心灵慰藉，成了他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

三

在云南会泽县，有一座被誉为全省古代建筑之冠的宫殿式建筑。这就是江右商人在清康熙五十年即1711年兴建的万寿宫。这座三进院落的宫殿，沿中轴线依次排列。第一进为门楼通道，前檐三重，悬挂九龙捧圣“万寿宫”直匾，后为五重飞檐的戏楼，福禄寿三星镇中，屋顶42只翘起首翼角，与戏楼台下42根落地柱相对应。第二进是真君殿，面阔五间，石雕围栏，直柱飞檐，画栋雕梁，巍峨壮观，两边为对称的偏殿，后檐有一韦陀亭。第三进是观音殿，殿堂高大雄伟，两面是东西书房。另外在中殿和后殿两边还辟有东西跨院。整座建筑占地面积7545平方米，房屋44间，集雄、奇、秀、美于一体，不愧为万寿宫建筑中的杰作。

此时，一场祭祀许真君的仪式正在宫里举行。来自当地的江右商人们表情严肃，神态虔诚，朝着许真君三跪九拜，一方面祈求“福主”保佑，一方面向“福主”发誓遵守“贾德”，做个有良心的生意人。宫里香烟缭绕，烛光闪烁，神台上的许真君似动非动，若隐若现，显得更加神秘和灵验。

这种祭祀仪式，每逢重要节日或时刻，江右商帮都要举行，这是对他们的一次宗教洗礼，也是对他们的一次精神淬炼。正是在这种祭祀活动中，万寿宫文化逐渐渗入到江右商人们的灵魂深处，并化为实际行动，从而形成了宝贵的江右商帮精神。

江右商帮精神是一种不畏艰苦、拼搏创业的精神。不论在哪里做生意，也不论做的是哪门生意，江右商人吃苦的精神都是有口皆碑的。别人去不了的地方，江右商人会去；别人不想做的生意，江右商人会做。跌倒了，爬起来；亏损了，从头再来。清代临川商人李宜民，开始经商时就出师不利，连连亏损，把老本都搭了进去。但他没有气馁，只身前往云南太平土司一带从事贩运活动。他风餐露宿，忍饥挨饿，艰难跋涉在深山老林中，从一个寨子到另一个寨子，从一户人家到另一户人家，把货品卖给当地人。就这样积小利为大利，手中终于有了一笔钱。这时看广告赚钱，他又前往广西桂林，打入盐业经营领域。当盐运商看到地方官府对他们多方敲剥而纷纷畏缩不前时，李宜民却果敢而上，独自担当起运盐的任务。他派出一百多条大船，往返于粤桂之间，虽然每次赚钱不多，但一直坚持运输不止，以至逐渐掌握了盐业经营权，成为广西的首富。像李宜民这样哪儿有财发就去哪儿拼的例子，在江右商人中比比皆是。特别是在一些中小商人中，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所经历的艰险，所打拼的程度，所吃过的苦头，丝毫不会比李宜民逊色。许多商人肩挑货担，走州过府，不顾风吹雨打，不顾路途安危，到处买卖货物，哪怕只有微利也乐此不疲。这也是江右商帮能够历尽磨难而得以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

江右商帮精神是一种讲求诚信、童叟无欺的精神。万寿宫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诚信，这也是江右商帮的一个重要行规。江右商人不管在哪里做生意，都把诚信带到那里，最典型的是江西樟树的药帮。据《清江县志》载，樟树本地的药材资源并不丰富，主要来自湖广和四川及南直隶等地，但药材的加工都在樟树。因为坚持不掺杂使假，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保证了过硬质量，从而赢得了“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声誉。樟树的药材也随着药商的经营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甚至东南亚等地，樟树也由此成为全国著名的“药码头”。其他行业的商人也是如此。临川人张世远、张世达兄弟在汉口做纸业生意，有一次卖纸后发现买主钟良佐多给了100两银子。兄弟俩认为“此非分之财，毕还之”，马上找到买主如数予以归还。婺源人朱文炽是有名的茶商，每当茶叶过期后，他就在与别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字样，从不以旧当新蒙混和欺骗顾客。

江右商帮精神是一种团结互助、宽容和谐的精神。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不免要遇到很多意想不到而靠个人又很难解决的事情，面对这种情况，江右商人都会伸出援助之手，急人所急，帮人所需。明清时的江右商帮，大约有百分之六十的人都出身贫寒人家。做生意缺乏资金，这时亲友、乡邻都会拿钱借贷给他们，为他们筹措经商的本钱。各地在建造万寿宫时，所需资金也不是按商人平均分摊，而是实力强的就多出，实力弱的就少出，有些生意做得不好的就象征性地表示一点。黄庆仁栈是个合伙药店，一方老板去世后，因他的小孩还是幼儿，另一个老板便主动地承担起抚养其幼儿的责任，孩子长大后又让其一起经营药店。对有的伤害自己的同行，江右商人也是宽以待人，和谐相处。南昌人胡哲启在湖广一带经商，有一次，他把一批价值千两银子的货物存放在宝应一家商行，被行户盗卖。有人主张到官府去控告，胡哲启却摇了摇头没有同意，并说钱丢了可以再赚，人际关系搞坏了不可弥补，和气才能生财。特别是在碰到有人趁火打劫时，江右商人都会挺身而出，奋力相救。高安商人梁懋竹与两位同行押运一船货物经过洞庭湖时，因天色太晚在码头泊宿，不料有几个盗贼登船向他们索要财物，为保护两位同行，梁懋竹谎称他们是自己的兄弟，自己拿出钱财把盗贼打发走了。

江右商帮精神是一种致富讲义、回报社会的精神。为民造福是许真君一生的最大功德，也是万寿宫文化的本质体现。江右商人始终坚守这一要义，在做生意致富后，自觉把一部分钱财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或修桥修路，或建渡置船，或兴建书院，或扶贫济困，或救灾赈灾，或修谱建祠。清朝嘉庆、道光时期的金溪商人陈文楷，先后在四川和云南开采铁矿取得了不错的业绩，于是他便拿出一部分银子从四川购买一万余石大米运至江西老家减价出售，以帮助穷困百姓渡过饥荒。对云贵当地的百姓，他“夏施汤药，冬施棉花，访急难困苦者而援之。值岁余，袖白金分贻孤寡、炊烟不举者”。临川商人华联辉家族，在贵州开设“永隆裕”盐号，靠经营盐业成为贵州的第一大富豪。同治元年他在茅台最先创办“成义烧房”，成为茅台酒的创始人之一。他富了不忘义举，投入百万两白银兴教办学，开办书局，扶困济民。南昌人黄文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和金融家。他为人慷慨，乐善好施。湖北和陕西发生水旱灾害，他捐财献物，还在汉口和南京等地设立孤儿院，将灾区的孤儿接来抚养教育。他捐资20万两银子加固赣江大堤，捐资10万两银子在南昌创办小学，让农家子弟免费入学。他还捐资在家乡修桥梁、建渡口和施粮济贫。还有些江右商人将乡邻们所欠的债务主动免掉。金溪商人刘光昌长期在外做典当生意，晚年回家仍操旧业。有些乡民用衣被典贷粮食，有一年歉收而无法赎回，随着天气渐冷，刘光昌将这些乡民招来，让他们将衣被全部取回，所贷粮食均不再索要。有人不解，刘光昌说：“天气凛冽，族邻号寒，吾忍厚绵独拥乎？”临川商人李春华在贵州经商几十年，晚年返回家乡之前，招来欠款人，将一万多两银子的债券当面全部烧毁。所以，提起江右商帮，许多人都以“义贾”相称。从一定角度来说，这是对江右商帮的最高评价。

万寿宫，为江右商帮高耸起了一座精神宫殿。

四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江右商帮这么优秀，又号称中华“十大商帮”之一，但为什么没有出过在全国赫赫有名的巨商呢？又为什么没有成批地涌现出类拔萃的大贾呢？历史是复杂的，这其中的原因也是复杂的。

在我的面前摆放着两张特殊的地图。一张是江右商帮在全国和海外所建万寿宫的分布图，我粗略地做了个统计，其中在湖南、四川、贵州和云南四省建造的万寿宫共有700多座，大约占了省外万寿宫的近百分之四十。一张是徽商分布图，以扬州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其主要范围在江浙一带。

我的心不由一震，这两张图就像两个截然相反的箭头向万里长江的两头射去，一个向东，一个向西，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

第一个箭头是徽商，他们所指向的中国东部是长江下游地区，这里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河流纵横，水网密布，地势平坦，沃野千里，人口稠密，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人们生活富裕，市场十分广阔，到处充满着蓬勃的商机，到处活跃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意。成批的徽商从皖南的大山里走出，他们沿着长江顺流向东，来到了这片黄金般的土地，乘势借力，大展身手，把无数的商机转化为巨量的财富，涌现了一批批叱咤风云的商界巨头。

第二个箭头是江右商帮，他们所指向的中国西部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大家想想，在古代的中国西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高山峡谷，艰难险阻；意味着树深林密，虎狼出没；意味着交通闭塞，路途遥远；意味着人口稀少，贫穷落后。而且越往西越糟糕，不少地方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江右商人去到这样的地方做生意，会有什么商机吗？会有什么大买卖吗？做生意能够赚到大钱吗？能够成大气候吗？

事实也正是这样。江右商帮来到西部后，鉴于这里的银、铁、铜、铅、锌等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和一些日用的生产生活物品严重缺乏，于是他们主要开展两大类经营活动，一是矿产开采，二是贩卖布匹、药材、瓷器、纸张、茶叶和刊刻图书等。据有关资料记载，明清时期，西南的云贵川等省的采矿业大多操于江右商人之手。每开一矿，投入银子十万、二十万不等，雇工多达上百人。也有一部分江右商人集矿主和行商两重身份为一体，一面开矿，一面做货物买卖。云南有个叫卡瓦的地方，既开矿又做买卖的江西人至少有二三万人。江西商人车鹏在云南华宁县建立窑厂，生产和销售碗碟等日用陶瓷。尔后有汪、彭、杨、周、张、卢、尹等江西老乡相继而至，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制瓷为主业的碗窑村。在贵阳，市中心成片的店铺都为江西商人所开，丰城商人几乎垄断了全市的油业，绸缎经营业的老大也是一个名叫蔡逊堂的江西商人。在云贵两省，甚至出现了“非江右商贾居之不成地，无江右商贾买卖不成市”的景象，许多城镇还建起了江西街、江西路。怪不得如今云贵两省的人口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祖籍是江西。但是，由于这里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成本高昂，市场狭小，大多数江右商人都赚不到多少钱。可以说，西南地区的山山水水为江右商帮提供了做生意的广阔场所，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江右商帮的扩张，阻挡了江右商帮前进的步伐。

由此可见，选择到什么地方经商做生意十分重要。徽商选择向东就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高潮迭涌，江右商帮选择向西就很难把生意做大做强。所以，需去哪里经商，方向十分重要。方向对了，商机就多，发财就快；方向错了，商机就少，发财就慢。

也许有人会问，江右商帮为什么不像徽商那样向东而非要到西部去呢？这与明朝初期的大移民有着密切的关系。经过唐宋两朝的发展，江西的经济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出现了人多地少、不堪重负的局面。相反湖广特别是四川等西南地区，人口数量严重不足，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在元末农民起义中，朱元璋先后战胜陈友谅、张士诚和取得北伐胜利后建立了大明王朝。为了改变这种发展不均的局面，他下令从江西向湖南、湖北和四川等地移民。这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这个移民潮从明初一直持续到清初，移民人数总计近一千万人。俗话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因为天然的血缘关系和老乡感情，江西商帮也就自觉和不自觉地伴随着这股移民大潮把生意做到了乡亲们的移居地，何况其中有不少的移民本身就是做生意的商人。正如抚州人艾英南在《天傭子集》中所说“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加上这一带是新的开发区域，进到这里经商又没有什么竞争对手。这恐怕是江右商帮向西部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也有不少江右商人到其他方向经商做生意，但始终没有形成江右商帮的主流。

五

以万寿宫为道场的净明道，其实是一种“草根宗教”。因为信奉和祭祀许真君的都是一般民众。同样，把万寿宫作为会所的江右商帮，也是一个“草根商帮”，因为其经商的人员都是草根阶层。这样就决定了江右商帮一般都缺乏封建官府权力的背景。而在中国皇权一统的封建专制社会，如果背后没有强大的权力特别是朝廷皇权的支撑，生意无论如何是做不顺做不大的。只有得到封建权力强力支持的商帮，生意就能如鱼得水，无往不胜。因为红顶和草帽毕竟有着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这里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晋商发展的历史。这个商帮为什么能够纵横驰骋而执中国清朝商业之牛耳？说一千道一万，就在于后面有清朝政府的强大背景。早在明朝末年，一些山西商人就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于关内外从事贩卖贸易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从而同满族政权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清朝建立后，这种关系就更为巩固和密切。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商人范永斗召为内务皇商，赐产张家口，并受朝廷委托经营皮币生意。康熙中期，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叛乱时，组织一批汉族商人随军贸易，而这些商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被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他们为清军提供军粮、军马等军需品，清廷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获得巨额利润。人们所熟知的“走西口”，出了这个口就是大青山，就是包头，许多晋商长年在这一带做生意，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其中最大的“大盛魁”商号，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其家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圆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特别是晋商握有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的特权，继而涌现了一批票号金融寡头。由此可见，始终依靠结托清朝政府，始终依靠清朝政府这个强大的权力后盾，是晋商得以崛起的根本原因。

其实，何止是晋商，中国所有的大商巨贾都是傍着朝廷这座权力大山登上财富巅峰的。徽商胡雪岩原本是个钱庄的学徒，因为靠上了浙江巡抚王有龄，创办阜康钱庄，一跃为杭城一大商绅。左宗棠接任浙江巡抚后，胡雪岩凭着1861年太平军攻打杭州时为清军购买军火、粮米有功，又得到左宗棠的信任，委任他为总管，主持全省钱粮、军饷，阜康钱庄由此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他还协助左宗棠开办企业，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经手购买外国机器、军火，从中获得了巨量回佣。他还操纵江浙市场，专营丝、茶出口，垄断金融。同治十三年，又开办胡庆余堂药号，精制便于携带和服用的药丸、药膏，赚取了可观的钱财。就这样，胡雪岩的生意像膨胀的气球一样迅速扩张，仅仅数年，其阜康钱庄的银子就达到2000万两，支店遍及大江南北，同时还购置了一万余亩的田地。

与此相反，我们江右商帮却严重缺乏这种封建权力的背景。他们很不善于经营同官府的关系，与朝廷的接触就更是微乎其微。也许是长期生活在自给自足的环境里养成的万事不求人的性格，江西人外出经商，不善于和外人打交道，也很少主动去打通同当地官府和官员的环节，往往是一人或几人在一起闷头打拼。再说江右商人大都没有多少本钱，根本没有雄厚的实力去同官府或官员建立深厚的关系。即使有少数江右商人能够和官府或官员结交，也是场面上的，礼尚往来式的，真正与官府或官员特别是朝廷利益与共的红顶商人少之又少。吉安商人周扶九可说是江右商人中有封建权力背景的商人之一。由于他举家迁往扬州后即同江淮主管盐业的官员攀上了关系，加上其又具有胆略和谋略，逐渐取得了盐业经营权，不到二十年便成为中国巨富。之后他又移居上海，一边经营地产和黄金生意，一边用积累起来的资本在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南昌等近20个城市开设钱庄。但绝大多数江右商人却没有周扶九这样幸运。由于缺少官府和朝廷的有力支持及保护，不仅很少获得封建官方给予的商业机会和经营特权，而且在做生看广告赚钱意时放不开手脚，显得小心翼翼，甚而常常遭受不公正对待，不是被敲诈勒索，就是被排挤打压，致使生意很难做下去。因此，许多江右商人就以家族、姓氏、村庄和地域为单位，在其经商做生意的地方集中连片居住，以集体的力量来对付封建官府和官员的这种欺压和盘剥。还有些江右商人索性到封建官府统治薄弱人烟稀少的西部少数民族居住地乃至缅甸去发展，在那里做生意，久而久之成为当地民族的酋长或首领。明代万历年间任云南澜沧兵备副使的王士性曾往各地巡视，发现江西抚州商人不少，因而在其著述中这样描述说:“视云南全省，抚人居什之五六，初犹以为商贩，止城市也。既而察之，土府、土州，凡僰猡不能自致于有司者，乡村间征输里役，无非抚人为之矣。然犹以为内地也。及谴人抚缅，取其途经酋长姓名回，自永昌以至缅莽，地经万里，行阅两月，虽异地怪族，但有一聚落，其酋长头目无非抚人为之矣。”云南如此，贵州也是如此，现在该省不少少数民族人士有些就是江西人的后裔。大家所熟知的贵州省老省长、苗族优秀儿女王朝闻，他的先祖就是招为苗家儿郎的江西人。

所以，在权力至高无上的封建社会，有无权力背景直接决定了经商的层次格局和兴衰成败。由此，我想起了现在流行的一句网络语言：人家有的是背景，而我有的是背影。这不就是晋商徽商和江右商帮的形象写照么？

六

纵观全国各地的万寿宫，都有一座大小不等的戏台，这几乎成了万寿宫的一种标配。每年农历八月初一到十五，各地的江右商人都会请戏班子来演戏。所演的不外乎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特别是那些清官戏和“男女相约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戏剧，同万寿宫文化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许真君的好官形象，许真君隐居山林潜心修道的成功，许真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善报，不就是封建社会仕而优则名、“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一人做官全家沾光的翻版么？另外江西是个官本位根深蒂固和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省份，这些因素的叠加，不能不对江右商帮产生诸多的消极影响。

这种消极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不少江右商人身在商场心在衙门，把做官看成人生的最高追求。明明每天在经商做生意，但时时刻刻都在考虑怎样才能捞到一官半职。但官场和商场一样都是非常严峻的，科举取士就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并不是所有人都经得起“十年寒窗苦”的，都能金榜题名的。这样有些人便被迫做起生意来，先赚钱，再用钱买官。丰城人李钟喆，一生追求科举功名，但却屡试不第，而家道又日渐衰弱。于是让两个儿子到湖北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他便用这些钱买了个文林郎的官，又让孙子读书中了进士。临川人李诞辰，靠经营盐业成为商界富翁，后入仕为官，最后做到两江盐督。在明清两朝的江右商帮中，这种为官而商，先商后官，把经商当作一种权宜之计，当作一种台阶和跳板，以实现“曲线科举致士”的人，几乎随时可见。据历史专家方志远考证，在明清时期，还有一种所谓的“捐纳”，亦即商人用钱为自己或为子弟捐官，或让自己或子弟入国子监读书。明朝规定凡捐米800石均可入国子监读书。清朝规定凡纳谷180石或银子108两即可“捐纳”。这一政策就更是对商人赚钱捐官的直接激励。据江西巡抚陈宏谋于乾隆七年九月向朝廷的奏报，这年的头八个月，全省捐纳者达二千人，共捐纳银子二十一万六千两。照此推算，如以二百年计，江西捐监折银大约五千万两。骨子里的轻商重官，使一些通过经商赚钱买了官职的江右人便不再在商场上奋力拼搏，而是整天陶醉于头上的乌纱帽。特别是到了晚清时期，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江浙皖等地的不少官员和商人都纷纷创办新式工厂，有些朝中大臣直接就是洋务运动的巨头，成了中国第一批“发洋财”的人。而一心只想做官的江西人却泥古不化，裹足不前，几乎没有人投入到这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大变革中去。在洋务运动中的缺位，使江右商帮白白丧失了发展壮大自己的良机。

万寿宫文化消极影响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片面强调孝道和隐忍知足。这就导致人们很容易自我满足，小富即安，不求进取。在江西商人中，大部分都是因为生活贫穷而去经商做生意的，但遗憾的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赚了几把银子后便心满意足，洗手上岸，不再去经营生意买卖了。南昌人刘善萃，在汉口经商致富后，回到家乡买田置产，不复出门。金溪人徐廷辉，在云南做生意，家里生活富裕后，便毅然告别了商场，过起了安闲日子。武宁人柯性刚，善于经营生意，有人劝他把生意做到川广去，这样可以成为大富翁，他却遵循“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赚了一些钱后撒手不干，终日陪伴着父母和家人。

实践证明，一个热衷于科举做官和小富即安的商帮，是不可能在商场上演出一出出威武雄壮的大戏的。

七

江右商帮很少出现坐拥巨资的杰出人物，与万寿宫的“慎”文化有着很大的关系。按照常理，慎重并非不好，但在经商做生意的过程中，江右商帮却在竞争激烈、瞬息万变的商场上显得过于慎重，特别是在经营方式上，不能审时度势，不能大胆创新，而是墨守成规，抱残守缺，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样就使自己的生意常常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因而很难红起来火起来，经商之路也就走得非常艰难。

由于过于慎重，江右商帮在经营上往往是小本投入，这一方面与江右商帮中的多数人财力薄弱有关，但另一方面更是他们落后的经营理念所致。许多江右商人习惯于小本经营，即使有一定的实力，也是先用一笔小小的资金试一试再说。但做生意是不允许试的，等你试出结果了，商机也就丧失了，大的生意也已被别人抢去了。过于慎重还使江西商人产生一种防范心理，生怕吃亏和上当受骗，因而在做生意时一般都是单打独斗，开的是“夫妻店”“父子店”“兄弟店”“姐妹店”和“亲戚店”，多家联手合伙经营的极少，更不要说雇请行家里手为自己的商业进行经营了。再就是，过于慎重还导致了江右商人在一个地方经商后，基本上就在原地发展，不敢或很少想到要把生意做到更广阔更发达的地方去。至于把商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连想都不敢想。同时在江右商人中，有不少人是亦农亦商，农忙时在家种田，农闲时挑着货担外出做生意。还有些是手工业者，靠仅有的一技之长赚钱。这些“提篮小卖”“小家子气”的经营方式，就决定了江右商帮的中小商人特别多，而富甲一方的大佬特别少。这也是江右商帮的一个典型特征。

但是，晋商就不是这样，他们的经营方式却要先进得多。这突出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营上舍得资本投入，不少晋商都是大投入，大产出，做的是大买卖，大生意。二是敢于大胆拓展经营业务，在生意做到一定规模后马上由本地向外地乃至全国和国外发展。创建于道光1824年的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分号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业务远及欧美和东南亚等地，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乔家大院的主人乔致庸在全国和国外开有钱庄、票号等200多处，资产达数千万两白银。三是联合或委托经营。开始由几个商人组成共同经营的主体，后来发展到东伙制，即由东家出资，聘请掌柜经营，东家不能干预具体经营业务，掌柜和员工根据所负责任大小给予一定股份，也称身股制，年终根据商号收益按股份多少参加分红，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股份制。这样就保证了商号能够由最能干的人进行经营，有利于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有利于发挥更高更好的效益，有利于生意的快速扩张和做大做强。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得以不断发展并称雄于全国的奥秘所在。

因此，一个好的经营方式，就是一把经商做生意的金钥匙。有了这把金钥匙，就能不断打开创造财富的新大门。

江右商帮所缺少的正是这样一把金钥匙。

八

到过贵州石阡的人都知道，这里有一座被列入“国保”单位的万寿宫。据传是清朝乾隆年间的江右商人左宪成重修的。雍正末年，紧随江右商帮的身影，左宪成从家乡来到了石阡，他发现这里盛产茶叶，便做起了茶叶生意。他把茶叶运到四川贩卖，又从四川买盐到石阡出售，同时把家乡的瓷器百货运到石阡售卖。就这样经过数年赚取了大量钱财，成了当地的富豪。他看到原来的万寿宫矮小狭窄，根本无法体现江右商帮行走天下、雄视八方的气势，便拿出四十万两银子进行了重建。这重建后的万寿宫果然非同凡响，不仅具有当时最大的规模、最精致的做工，而且设计巧妙，布局奇特，宫中套宫，院中带院。整个建筑依地就势，逐级升高，就像镶在天地之间的一座巨大雕刻。

毫无疑问，石阡万寿宫是云贵高原上所有万寿宫建筑的一座高峰，但遗憾的是，在江右商帮中却极少有这样高峰式的代表人物。就像这云贵两省一样，虽然是全国四大高原之一，但却没有像珠穆朗玛峰那样的高峰。江右商帮在历史上创造的辉煌，恰是这种有高原无高峰的辉煌。反观徽商和晋商，却是一种在莽莽高原上耸立着无数高峰的辉煌。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让我们穿越到清代的生意场上去寻找答案吧。

在纵贯南北的千里大运河上，一条条载满食盐的商船犁开水面缓缓行进着。这些商船的主人大多都是徽州商人。因为盐业是一个带有垄断性且利润率极高的行业，所以这一船船白盐就是一船船白花花的银子。正是掌握了盐业的经营权，一大批徽商成为中国商界的大亨。康乾时期，在扬州经营盐业的徽商拥有资本4000万两银子，而当时清朝的国库存银只有7000万两。休宁商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生意，拥有船只一千来艘，这是怎样的一种场面啊！歙县商人江春，一生经营盐业达52年之久，号称“天下第一盐商”，乾隆皇帝下江南时，他一夜之间用盐建造了一座白塔，引得龙颜开怀大悦。而前面已经说过的晋商所经营的票号，也是效益奇好的生意。因为其类似于今天的银行，以钱生钱，一本万利。可见盐业和票号，是当时最容易赚钱且增值最快的两大生意。

反观江右商帮，虽然也有极少数靠经营盐业发迹的，临川商人廖可亭，就是中国扬州的大盐商之一，但这只是凤毛麟角。也有一些是经营钱庄的，但资本雄厚的人极少，能把钱庄转化为票号的就更是没有。绝大多数的江右商人做的都是成本高、周期长、利润低的矿业，贩卖的也主要是本地出产的土特产品和农副产品，最大宗最贵重的也就是粮食和木材。无论是经营的规模还是效益，这些货物同盐业和票号比起来都相差甚远。《广志绎》有这样的记述：“木非难而采难，伐非难而出难。木值百金，采之亦费百金；值千金，采之亦费千金。”这就是说，经营木材是赚不到什么大钱的，贩运粮食的效益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运输路线长，又受丰歉年影响，加上朝廷有时对价格的干预，因而平均下来的利润率也很不理想。由此可见，经营什么样的货品，对于一个商帮极为重要，直接决定着一个商帮的前途与命运。江右商帮之所以不能迅速扩张和崛起，这其中的因素是不言而喻的。

这也难怪，一个在当时最赚钱行业经营缺位的商帮，怎么能够成为乘风破浪扬帆远航的头号舰队呢？

九

1978年在中国大地上兴起的改革开放大潮，使古老的中华民族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昔日的江右商帮也凤凰涅槃，破茧成蝶，蜕变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新赣商。

今日的江西商人不再是缩手缩脚步履维艰的生意人了，他们一个个像身怀绝技的水手一样勇敢搏击于商海的涛头；他们不再是在生意场上做些小打小闹的买卖，而是用大气魄大手笔构建起工商业的宏伟大厦；他们不再是“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西部做老板”，而是走南闯北把生意做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做到了五大洲四大洋。如今，放眼全国和世界，到处都有江西商人的身影，到处都有江西商人的足迹，到处都有江西商人创办的企业，到处都有江西商人建立的功业。

于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到新时代发展的伟大史册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串长长的新赣商名字，他们好似耀眼的群星，闪烁在万里长空。

于是，过去以信仰万寿宫为核心的江右商帮文化重新得到了发扬光大，并形成了“厚德实干，义利天下”的新赣商精神。

更使人感到高兴的是，为了保存南昌的历史记忆，南昌市已在恢复和建设铁柱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古时的南昌，有七个城门，其中位于抚河和赣江交汇处不远的广润门是各种货物的进出聚散地，素有“千船万帆广润门”之称。广润门附近，就是铁柱万寿宫。在其周围，有经营各种日用小商品的翠花街，有专卖渔具土布的棋盘街，有专卖布匹绸缎的罗帛市，有专卖各种乐器的胡琴街，有专卖稻米粮食的米市街，有专卖小菜和土特产的直冲巷，有专卖竹子制品的箩巷，有专门制售老醋的醋巷，还有油巷、柴巷、炭巷等。由这二十多条老街老巷组成的万寿宫街区，是老南昌最繁华的地方，是老南昌最大的商业交易市场。这里镌刻着江西古代商业的骄傲与自豪，沉淀着江右商帮的文化和精神。

这让我想起了历史上这样的一幕：1595年4月的一天，万寿宫里发生了一件破天荒的事情，一个高鼻梁蓝眼睛的“外星人”突然降临在这里，立即在人群中引起了一阵骚动。这是一位来自意大利名叫利玛窦的人。他被万寿宫商业街区乃至南昌市的城市风情所深深吸引，一住就是三年，而且在他与亲友的书信中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今天来到南昌的外国人已不计其数，来江西投资兴办企业的外商也与日俱增。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今天的万寿宫和南昌，今天的江西已经和世界各地融为一体了。

在写作这篇文章之前，我特地去拜访了西山万寿宫和正在恢复建设的铁柱万寿宫，回来时正值省里召开世界赣商大会。看着那万商云集热气腾腾的场面，我仿佛听见赣商行进在未来大道上铿锵的脚步声。如果说过去的江右商帮铸造了独一无二的万寿宫商业文化，那么新时代的赣商一定能够续写万寿宫商业文化的新辉煌。

这时，我突发奇想，江西应该建设一座全新的万寿宫，既作为与老万寿宫的对照，又作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赣商崛起的新标志。届时，如果余秋雨先生到来，他一定会大声赞叹，现在的南昌有看头了！

原载《百花洲》2020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刘上洋，江西安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发表了《关于提高宣传艺术的几个问题》等各类论文近百篇，主编了《经典江西》《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等大型丛书，创作了《井冈山》《神奇赣鄱》等大型歌舞剧本，著有江西文学史上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江西改革开放历程的长篇小说《老表之歌》，出版了《在前人已有答案的地方》《废墟的辉煌》《高路入云端》等散文集。所发表的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并入选国内多种权威选本。其中《井冈山》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双头鹰的国度》获冰心散文奖，《九江赋》被评为“影响中国旅游的文章”十强，《一张小桌和一首名词》《停滞的繁华》获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金奖，《万里长江第一湾》获井冈山文学奖，《废墟的辉煌》被省外收入中学生课外读本，《江西老表》被收入2012年《中国文学年鉴》，被认为是近年来看广告赚钱国内文坛剖析中国地域文化性格的难得精品。

来源：百花洲杂志

原标题：《新刊 · 重建 | 刘上洋：万寿宫：江右商帮的精神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