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28日，法国外交部会议厅，巴黎和会就中国山东问题进行专场讨论，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申诉立场。他说：“山东省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孔子和孟子的诞生地，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一块圣地。全中国人的目光都聚焦于山东省，该省在中国的发展中总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80年后，反映巴黎和会的电影《我的1919》里，演员陈道明展现了顾维钧人生的高光一幕。电影中有一句经过艺术加工的台词，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这话虽然有所演绎，但是表达出的观点却得到了世人的普遍认同。那么，从中国文化全局来看，山东的地位为何格外重要呢？

（一）

中国地域广大，幅员辽阔。在中华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各地的贡献均有差别，各个时代也有不同的重心所在。在中华文明发展的早期，尤其是被当代学者称作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地区作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重心”，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过独特贡献。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中说：“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一个重心便是齐鲁。”

自20世纪30年代在山东发现龙山文化以来，大量考古发掘证实，以泰山周围为中心的海岱文化区，是一个由后李—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依次组成的自成序列、独立发展的文化区，而且是黄河流域发展程度很高的核心区域。

周封天下，特重齐、鲁。周武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将姜太公与周公这两位灭商统帅和安邦首辅分封齐、鲁。

封姜太公于齐，意在建立镇抚东方的军事重镇；封周公于鲁，则意在承传发展周文化于东夷之地。周封齐之后即授姜太公以“五侯九伯，实得征之”的征伐大权，成为后世齐国称霸的基础；而封鲁之时，则特别将一些传世文物、典策、器物以及主持王室祭祀的职业官员配送于鲁，使仅供周王室使用的“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让鲁国享有“王礼”。这些做法都在立国之初为齐鲁奠定了成为东方文化重镇的深厚基础。

鲁国后来成为礼乐文化中心。首先在于它秉持周礼，以礼治国，各国诸侯大多因尊周礼而尊鲁。其次，鲁大量保存了周王室及各诸侯国的礼乐典章。孔子之时，鲁有存诗三千余篇，经过孔子整理，“皆弦歌之……礼乐自此可得而述”，成三百篇之《诗经》。可见，到春秋末期，鲁国无论在典籍器物保存，还是在文化人才的聚集上都是集大成之地，周代的礼乐文化确已集中到鲁国。

齐国后来以霸业成为当时诸侯各国政治、凡人修仙传文化交往的中心。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于春秋前期成就霸业近半个世纪。其对文化的提升在于：称霸是以主会盟、尊周室、倡礼义、伐戎狄、护中原为其主要内容。其霸业成为一种备受称赞的“仁”举，主要靠的是诸侯会盟而不是武力征服或战争。

（二）

春秋末期，齐鲁文化的“重心”地位提升到一个新阶段。

“重心”地位的第一个表现，是孔子的出现。

孔子开中国私学教育先河。他借重鲁国丰富的文献典籍，整理三代以来古文献，编定“六经”，打破了历史文献典籍被贵族垄断的局面，使之走向社会，传之后世，使齐鲁成为三代以来历史文献汇萃整理之地、传世经典产生之源。

孔子为齐鲁之地培养了大量人才，身通六艺者有72人之多，以鲁人与齐人为最多。人才丰富的重要体现，就是诸子多半出齐鲁，齐鲁成为诸子之源。

《汉书·艺文志》列“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从其代表人物来看：儒之孔、孟，墨之墨翟，都是鲁人；阴阳家之邹衍、邹奭，都是齐人。儒家大师荀子虽为赵人，但年十五游学齐国稷下，“三为祭酒”，久居30余年，实可作齐人看。其余三家，亦与齐鲁关系密不可分。

“重心”地位的第二个表现，是百家争鸣的中心在齐鲁。

齐国都城临淄设有稷下学宫，时间长达一个半世纪，影响整个战国之世，人数多至“数千人”。当时各国的学者，从四面八方汇聚到稷下学宫，展开自由争鸣。稷下学宫存在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百家学者之多、影响之深远，都远非其他机构可比。稷下成为战国时代最大的学术活动中心，也是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

“重心”地位的第三个表现，是儒墨“显学”在齐鲁。

战国诸子之中，儒墨并称“显学”。这两家源于齐鲁、兴于齐鲁，在当时是影响最大的学派，其共同特点，一是弟子众多，二是支派林立，三是影响巨大，四是品次极高。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齐鲁大地凡人修仙传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

“重心”地位的第四个表现，是兵学发达。

春秋战国时代历经五百余年的诸侯争霸，列国纷争，从军事哲学及实践经验上进行理论总结而成丰硕之果，首推齐国军事家。先秦时代号称有六大兵书，即《六韬》《司马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前四种皆为齐人所著；而著《吴子兵法》的吴起是卫国人，也曾在鲁国出仕多年。齐人中的军事家，除享誉世界的孙武、司马穰苴、孙膑外，像姜太公、管仲、田单，乃至田忌、齐威王都是卓尔不群的军事家。

（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文化的分水岭。从此，儒学由诸子百家之一的学派上升为一国独尊的官学。孔子汉代封公，北魏时封“文圣尼父”，即有圣人之名；唐玄宗时封“文宣王”，北宋则封为“至圣文宣王”，自此圣人成为孔子的代称。非但如此，其弟子后学也因之称“圣”：颜回称“复圣”，曾子称“宗圣”，子思称“述圣”，孟子称“亚圣”。

于是，山东成为圣人们的故乡。

自西汉至清末的2000余年，以孔孟为代表，以“三孔”、“四孟”为标志物，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发挥了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达到的文化影响力。山东大地在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统一、弘扬传统文明中的贡献，也是其他区域难以企及的。

文化的影响力是持久的。山东人既有圣地之人的自豪感，也有礼义之邦的自律，形成特殊的道德风气。

一是崇德之风。特重道德修养，以德传家，以德为尚，成为道德模范之乡。二是重教之风。崇文尚德是山东人传承不息的社会共识。三是尊老之风。所谓“孝为百行之元”，山东人特重孝敬父母。

正因如此，钱穆在《中国历史精神》中说：“中国各地区的文化兴衰，也时时在转动，比较上最能长期稳定的应首推山东省。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暨如西方的希腊人，则在中国首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

进入新时代，山东成为文化“两创”的首倡地。拥有如此殷实的文化家底，探索开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路径，山东自然责无旁贷。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