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作“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的民法典，其颁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民法典颁布前，要查阅调整人与人之间不同的民事关系的法条，需要分别在相互独立的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行为法、婚姻法及继承法等中去翻找。而在法典颁布后，则是在一部观念相因、概念明确、逻辑自洽的民法典中，就可找出几乎与所有民事关系相对应的调整手段和方法。

从内容上看，法典颁布前后也有不少变化。比如，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有时候竟忘了自己居住的是高层楼房，喝完酒随手就将空酒瓶扔出了窗外，不承想却砸伤了无辜的路人。这时候，扔酒瓶的人就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民法典明确“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如果“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那么，侵权人就要“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婚姻法虽然规定夫妻双方因感情破裂可以离婚，不过，现实中的离婚原因却各不相同，且“婚姻主要讲缘分，没有对错”，这只不过是一种多少有些不愿负责任又有些浪漫的说辞。当婚姻中的两人不得已走到分手这一步的时候，法官虽然只能无奈地“准”其离婚，但这并不代表法律无所作为，因为民法典加大了对婚姻中无过错一方的保护力度，“如果对方有重婚、实施家庭暴力、虐待家庭成员等重大过错，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在我们生活的社区，需要请物业这个“管家”来替业主们处理日常事务。曾几何时，物业这个管家经常对业主颐指气使，民法典颁布后，“管家”的权力终于有了限制，因为“脱轨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

民法典的颁布，为我们带来了形式上完备、内容上完善的生活规范，也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织就了一张详尽而绵密的保护网。可以说，它弥漫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浸透。到商店里买东西，会涉及物权的转移；订立合同或发生侵权，就会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结婚会带来身份的改变，履历表中婚姻状况栏里则须填上“已婚”二字；离婚的话则意味着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生儿育女会形成抚养和赡养的关系；死亡会引发财产在代际间的传承。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无往不在民法之网中。

一般认为，我国古代法律中并不存在专门的法典化的民法。民事关系主要由礼俗、习惯、家法族规等进行调整，它们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是它的发展依循着自身的逻辑，国家对其采取的是“放养”的态度，但这不意味着民事领域是一种无序的状态。清末确立制定《大清民律草案》的立法宗旨时，即表现出了对数千年来自发形成的礼俗民情的尊重，在修律大臣俞廉三的奏折中，就在“注重世界最普遍之法则”与“原本后出最精确之法理”之外，提出了“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的主张，原因是“人事法缘于民情风俗而生，自不能强行规抚，致贻削趾就履之诮”。所以在最体现风俗风尚的亲属、婚姻、继承方面，就以“除与立宪相背，酌量变通外，或本诸经义，或参诸道德，或取诸现行法制，务期整饬风纪，以维持数千年民彝于不蔽”为立法精神，这并脱轨非出于立法者的保守，而是因为民律规范在适用时有可能触动社会所有细小敏感的神经，在不经意处引发社会秩序的严重骚动，所以只有在尊重风俗民情的基础上的渐进改革，才有可能收到实际的进步功效。

清末时确立对礼俗民情给予尊重的原则，在其后民国时期的民事立法中也有所反映。在南京国民政府制定民法时，其起草说明书中就谈到，“我国幅员辽阔，礼俗互殊，各地习惯，错综不齐，适合国情者固多，违背潮流者亦复不少”，故“根据法治精神之原则，定为民事一切须依法律之规定，其未经规定者，始得沿用习惯，并以不背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为限”。所以，对于在我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习惯，并未强行废除，而是在承认普遍原则的基础上加以变通，比如民法一方面规定男女在经济、政权及私权方面的平等；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平等不必“徒务虚名，若关于姓氏必使铢两悉称，殊属难能”，规定了在结婚后，夫妻之间除另有约定外，“妻应冠以夫姓，赘夫应冠以妻姓”，这样的规定虽反映了传统社会宗法制度的影响，但这种不“徒务虚名”的做法，却可避免人们因名称上的纠葛而产生无谓的争执，更有利于男女权利实际上的平等的实现。

以此来观照今天的民法典，也大抵上延续了这种务实的立法精神。文章开头所提及的民法内容方面的变化，都是一些卑之无甚高论的生活小事，但却折射了立法者对民众生活常识常情的认可和尊重，也让人虽不必经常刻意提起，却又总能感受到民法的无处不在。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生活的法则，才保证了脱轨我们生活的平常和安宁。

文/马建红（法学博士）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王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