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郭草莓，编辑：DR

办公室不到六十米，几个小隔间挤着十个员工，敲打键盘的声音与翻译器交错，偶尔传来老人特有的低沉嗓音。贺章低着头，一边听一边记录。

贺章从事的是一个小众而时髦的工作——用AI帮老人代写回忆录。

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达2.97亿，超过总人口的两成，到2050年左右，这个数字将升至4.8亿。而找人代写回忆录，成为了一批有闲有钱的老年人的新乐趣。

这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十多年前，北京就曾出现过由政府购买服务、社工志愿团体为老人撰写回忆录的公益项目。后来，由于代写回忆录逐渐走向市场化，社交平台上涌现出了以兼职和自由职业者为主的独立写手。

2024年，随着银发经济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机构跨界涉足这一领域，包括拥有写手资源的传媒公司，以及捕捉到落地商机的AI机构。他们开始传授经验、销售课程，将这门曾经的小众业务，转变为一门正式的生意。

代写回忆录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上一个看似暴利的风口。只是相比外界对回忆录行业的跨界热情，真正位于中心的业内人却显得相对冷静。

一名回忆录写手向新周刊吐槽，这几个月光看到噌噌冒出来的同行，客户却不多一个。贺章同样透露，尽管后台每天收到上百条客户咨询信息，但真正成交的订单却寥寥无几。在短短几个月内，他已经烧光了投入的数百万资金。

正如贺章等人对业绩的担忧，银发经济或许是充满想象力的蓝海，但代写回忆录这条赛道仍是一条小溪——价格和内容的标准不清晰、市场没有那么普适，同时周期难把控，以至于有从业者直言：“想靠这件事很轻松地赚很多钱，似乎不存在一个好的商业逻辑。”

代写回忆录，真风口还是假风口？这门生意真的赚钱吗？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这个还在襁褓中的行业，已经站满了人。

月入过万的白日梦

从事回忆录代写十二年，朱家轩没有见过行业这般的热闹。找兼职的白领、待业在家的图书编辑、破产的广告公司老板，还有AI创业者……几乎各行各业的人都在摩拳擦掌，随时扑向这片银发蓝海。

在社交媒体上，“代写回忆录”已与“财富自由”划上等号——“小县城帮退休老年人写了3本回忆录，收入够买一辆车”“靠给老人写自传赚了18万，文笔不好也能做”“一年实现10万副业不是梦……”诸如此类的文案充斥小红书，甚至有业内人士声称，写回忆录不需要科班出身，初中毕业也能写。

种种描述下，这一行俨然成了低门槛生意。“锚定最有消费能力的老人，对文字又没有敬畏心，觉得写东西而已，谁都会，这事儿门槛特别低。”谈到最近的热潮，家传编辑部联合创始人韩馨儿反而略显愤愤。

过去一周，韩馨儿频繁接到了朋友转来的一篇讲述代写回忆录的文章，标题上“初中毕业”“月入过万”等关键词，让她感到疑惑：“代写回忆录什么时候成了门槛这么低的事情？”

这是韩馨儿开始写回忆录的第三年。革命岁月的地下党父母爱情故事、20世纪为逃离封建家庭而远走南洋的女性、家道中落的财阀少爷故事……韩馨儿走进过几十个老人的一生。在她看来，回忆录写作绝非如大多数人理解般，是为老人撰写“童话故事”。

“华人口述史之父唐德刚在替胡适之写口述历史时曾提到，胡先生的口述只占全书的50%，另外一半要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回忆录也一样，写作者需要尽可能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到佐证，力求真实。”

韩馨儿将这个过程形容为“找拼图”。

从100年前的同学录上找到家乡线索，在档案馆中挖掘出祖辈照片，自20个G的黑白影像中拼凑出老人的留洋经历……韩馨儿记录下的故事往往跨越半个世纪，常常面向逝者寻求答案。“正如傅斯年所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我们研究一个家传人物的特性，而不是外界想象的，回忆录只是一种听和记的关系。”

韩馨儿在采访一位传主。（图/受访者供图）

“以为回忆录能赚钱就扑上来，肯定会吃亏。真正懂回忆录的人，都知道这里面的门道儿有多深。”编导专业出身的朱家轩，自2015年开始为老人代写回忆录。这样一位行业老炮儿，却被当下的人潮汹涌弄得哭笑不得。“大众对回忆录存在误解。这绝对不是暴富的好法子——甚至在现阶段都谈不上是一门好生意。”

代写回忆录的优势在于高客单价，每本报价通常都在3万—10万之间，这也是自媒体上宣称作者能月入2万的原因。“但跟风而至的人往往碰着一鼻子灰，因为他们看不见摸不着的隐性成本。”朱家轩说。

代写回忆录是一个既耗时又费力的过程，寻找客户、采访、写作、排版、成品书籍设计，甚至申请书号，每一环节都需要大量人力和时间的投入。朱家轩向新周刊透露，他编写一本精品回忆录通常需要六个月到一年时间。为追求真实体感，还得沿着老人前半生的足迹，重访在家做手工兼职对方的故乡、工作单位等地。而当中产生的出差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成本，往往需要写手与传主方协调解决。

除此之外，回忆录还是高度个性化、定制化的产品。看似有钱有闲的老人可不好“糊弄”，要求也是千奇百怪，小到模仿金庸风格作著，大到家族历史断层的考究，都需要反复敲定和修改。时间一长，还会碰到半路跑单的情况。“别看一本书大几万，很可能均摊下来，部分正职写手的月入一万还做不到。”

灵感忽现，停下车就开始动笔写作。（图/受访者供图）

正因为门槛高、投入产出不成正比，多年来，这个行当并没有走出切实可行的商业化模式。

2015年，朱家轩在老家山东聊城创立传家传记公司，尝试探索商业模式、标准化写作，但直到现在，光靠代写回忆录仍难以撑起公司的生存。“这行痛点很多。内容、价格标准一直不清晰，也没有跑出龙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批写回忆录根本谈不上生意，就是情怀。”

千元AI流水线

对于代写回忆录在今年的爆火，韩馨儿将由头指向了AI。

过去一年里，数家AI公司上门找韩馨儿合作，大多声称只要一键自动化成书。“AI的介入给到业内业外一种错觉——或许可以用技术手段以打造流水线的方式，降低回忆录准入门槛和成本。这让很多人迫不及待地涌向这个新风口。”

贺章正是这批“赶风口”的人之一。3年前，贺章辞去了70万年薪的国企“铁饭碗”，在辗转一家投资公司后，决定下海创业。他将目标锚定在人人可触达的第四次工业革命——AI赛道。至于这个宏大叙事怎么和回忆录扯上关联，贺章坦言“当时大家急于为大模型找到应用场景，回忆录是个不错的落地选择”。

贺章团队推出的AI+回忆录App工具号称“一键生成上万文字，15天完成200页书册”，还能自动写采访大纲、在线自动语音采访，老人只要对着App讲述故事录入即可。根据他介绍，项目自6月启动后，目前已经面向了几千位老人。且相比市面上3万元的均价，用AI代写的回忆录要便宜得多，7999元就能给一位老人出版一本书。

老年回忆录写作能否用AI取代。（图/受访者供图）低价又高效，似乎在AI的加持下，困扰回忆录从业者的痛点不存在了。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AI从业者很容易将回忆录的制作过程想象为‘语音转文字’——让老人口述，将录音交给AI大模型进行整理、编译。”不久前，韩馨儿刚刚受一家AI独角兽企业邀请，讨论用AI工具做轻量回忆录的可行性，但最终的结论是“完全不行，AI目前最多用来做校对”。

“不适用”的争议集中在采访环节，“从三大改造完成到改革开放以前的，AI提供不出一个字的问题”；被动录入也有问题，这代老人普遍有方言口音，国内最顶尖的科大讯飞都做不到100%准确翻译；成品写作上，AI时常出现“低情商”，比如在老人讲述温饱的悲惨童年时，不合时宜插入一段“阳光明媚”的环境描写。

就连贺章也承认，如果完全交由AI的写作，回忆录经常处于无法交付的情况。“自动化是个坑，在各个环节，依旧需要写手线上采访介入，把控质量。”

说到底，回忆录本质上还是一门面对面的生意、陪伴性消费。一方面，采访者要现场揣摩老人的心理和表情，关注那些藏在话语外的情绪。另一方面，老人选择代写的初衷，本身也怀了一份希望有人陪他、纾解的心思，这是“代写”能够提供的情绪价值。

尽管AI代写回忆录技术的成熟度有待商榷，但这并不妨碍入局者借此商机掘金。一位AI从业者在两个月前开放了回忆录的培训课程和写作系统，批量制造小镇回忆录写手，报名费5万/人。而在短短两周内，就先后有6个人报名，包括前媒体人、大学生、印刷胶水生意人……

“无论你是高中还是大学毕业，按操作流程来，靠着我们自研的AI系统，都能产出80分水平的回忆录。最快一个月一本书，一年接十单，在小县城直接就能躺平。”该从业者如此说道。

至于这套系统的原理，以及跟直接使用通用大模型有何区别，对方只是淡淡一笑，“这涉及我们的商业机密”。

对于这批AI闯入者，朱家轩又爱又恨。

“不可否认，AI确实降低了一部分写作门槛。”作为行业发展见证者，朱家轩希望更多人进来，让小众的行业被看到。但如今的局面并不如他想象中美好，不断涌进的人，让本就狭小的赛道更加拥挤和无序。

过去几个月，朱家轩被问得最多在家做手工兼职的是“一万字作品的收费是多少”“别人收几千一本，为什么你能收十几万”。朱家轩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去解释。更令他担忧的是，良莠不齐的市场环境，有可能劝退本就稀缺的客户资源。

韩馨儿有个老年客户尝试用AI写回忆录。刚开始老人对“新玩具”很上瘾，每天都对着语音机器人忆往昔。但过了一个月再问，对方连忙摆手，甚至对写回忆录这件事已经兴致全无。

“明明是一个小众的赛道，为什么要把它搞死呢？”朱家轩不解。

等待一个“iPhone时刻”

回忆录行业正面临标准混乱的难题，代写一本回忆录的价格一路下行，一万就能写一本，甚至有小白为了拓客宣称“免费代写”。

交稿时间也在缩短，AI技术的应用让成书时间从三四个月缩短到个把月。为了节约成本，大多数写作者将面对面的采访搬到了线上。

贺章对此却不以为意，“你始终得相信一句话，性价比”。相比搅浑水的入局者，这批从业者对于把蛋糕做大，显然更急切。尝试用AI代写回忆录的半年后，一个残酷的现实正摆在他面前——大多数的中国老人，似乎对回忆录没有那么买账。

眼下，市场情绪高涨，但“内部静悄悄”。

贺章的团队已与深圳几个大型养老社区合作，覆盖了约八九万老年人，但转换率却不到万分之一。这显然承载不了团队商业化的目标，“回忆录任谁都能说出来一块大蛋糕，但谁又能熬到那个时候呢？”

这艘蓝海上的孤舟依旧前途未知——后台每天都有上百条客询消息，但真正的成交单量只有寥寥数本。贺章投入的几百万，短短几个月就已经烧光。

朱家轩同样感知到了这一点。“同行多了一倍不止，但客户依旧没增加多少。”在他看来，回忆录长期存在的痛点，是目标群体和受众过于小众，而这很大程度源于价格带问题。

过去，回忆录的价格动辄数万甚至十几万，高昂的决策成本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韩馨儿曾在采访一位老人时，遭到对方儿媳的阻拦，上来就喊着“我们要生活口粮，不要精神食粮”。

“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iPhone时刻’，让回忆录能真正意义上转变为一门蓝海生意。”一位回忆录从业者向新周刊说道。

目前，业内中位数价格已经降至约4、5万元/本，他预计，当这个数字达到1万时，市场将出现十倍的增长。他用AI写作收窄成本后，把收费定在1万多，得到了一个相对喜人的信号：客户群出现了更多的普通人，包括卡车司机、乡下农民。

为了进一步打开市场，贺章决定再把门槛往下降降，推出了售价999元的回忆录。砍去不必要的包装盒、页数，书皮摸起来粗糙、印刷的图片模糊，整体更像一本小册子。但贺章不在意，“走低客单价、大流量的路线”，他的目标很清晰“把价格打到底，人手一本回忆录，就像日常购物，形成一种潮流”。

对此，韩馨儿则认为，相比一味打价格战，关键在于让人看到回忆录本身的价值。在市场科普教育的初期，大部分老人面对回忆录时总有一个疑问：“那不是名人才会写的东西吗？”在大众眼里，著书立传的往往是企业家、退休干部等社会的高精尖人群，普通人总有一种不配得感。

“老人内心普遍是需要被看见的，回忆录本身是一种精神的治愈和延续。”韩馨儿说，国内的心理医生有时会建议，患有创伤记忆或抑郁倾向的老人撰写或阅读传记，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手段，有助于他们理解自己的生命轨迹。

“时代怎么影响他的，大多数老人一辈子都没有想清楚。”而透过一本回忆录，老人更能清晰看懂自己来时的路。

在过去几年里，通过代写回忆录，韩馨儿见证了不少传主和家人、时代之间更深的连接：

身处地球两端的姑妈和侄女，半个多世纪没见面，因为回忆录又重新聚到一起。在一起向上海档案馆捐赠了包括家传、家族在内的史料后，有位长辈赶紧掏出手机加微信，说“不能再走散了”。

儿子记恨了已故父亲一辈子，只因父亲草草轻生，独留母子孤苦无依。直到数十年后，看到记载着父亲当年经历的苦难的回忆录，儿子才真正感受到时代的悲凉和无奈，选择与父亲、与自我和解。

经历了无数人到暮年的释怀，韩馨儿看见老年人渴求，以及自己这份工作的价值。“任谁都会老去，让无数普通人的过去得以被看见、被理解、被尊重，才是一本回忆录真正的意义所在。”

（应受访者要求，贺章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