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作“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的民法典，其颁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民法典颁布前，要查阅调整人与人之间不同的民事关系的法条，需要分别在相互独立的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行为法、婚姻法及继承法等中去翻找。而在法典颁布后，则是在一部观念相因、概念明确、逻辑自洽的民法典中，就可找出几乎与所有民事关系相对应的调整手段和方法。

从内容上看，法典颁布前后也有不少变化。比如，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有时候竟忘了自己居住的是高层楼房，喝完酒随手就将空酒瓶扔出了窗外，不承想却砸伤了无辜的路人。这时候，扔酒瓶的人就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民法典明确“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如果“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那么，侵权人就要“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婚姻法虽然规定夫妻双方因感情破裂可以离婚，不过，现实中的离婚原因却各不相同，且“婚姻主要讲缘分，没有对错”，这只不过是一种多少有些不愿负责任又有些浪漫的说辞。当婚姻中的两人不得已走到分手这一步的时候，法官虽然只能无奈地“准”其离婚，但这并不代表法律无所作为，因为民法典加大了对婚姻中无过错一方的保护力度，“如果对方有重婚、实施家庭暴力、虐待家庭成员等重大过错，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在我们生活的社区，需要请物业这个“管家”来替业主们处理日常事务。曾几何时，物业这个管家经常对业主颐指气使，民法典颁布后，“管家”的权力终于有了限制，因为“物业服务人不异人之下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

民法典的颁布，为我们带来了形式上完备、内容上完善的生活规范，也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织就了一张详尽而绵密的保护网。可以说，它弥漫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浸透。到商店里买东西，会涉及物权的转移；订立合同或发生侵权，就会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结婚会带来身份的改变，履历表中婚姻状况栏里则须填上“已婚”二字；离婚的话则意味着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生儿育女会形成抚养和赡养的关系；死亡会引发财产在代际间的传承。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无往不在民法之网中。

一般认为，我国古代法律中并不存在专门的法典化的民法。民事关系主要由礼俗、习惯、家法族规等进行调整，它们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是它的发展依循着自身的逻辑，国家对其采取的是“放养”的态度，但这不意味着民事领域是一种无序的状态。清末确立制定《大清民律草案》的立法宗旨时，即表现出了对数千年来自发形成的礼俗民情的尊重，在修律大臣俞廉三的奏折中，就在“注重世界最普遍之法则”与“原本后出最精确之法理”之外，提出了“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的主张，原因是“人事法缘于民情风俗而生，自不能强行规抚，致贻削趾就履之诮”。所以在最体现风俗风尚的亲属、婚姻、继承方面，就以“除与立宪相背，酌量变通外，或本诸经义，或参诸道德，或取诸现行法制，务期整饬风纪，以维持数千年民彝于不蔽”为立法精神，这并非出于立法者的保守，异人之下而是因为民律规范在适用时有可能触动社会所有细小敏感的神经，在不经意处引发社会秩序的严重骚动，所以只有在尊重风俗民情的基础上的渐进改革，才有可能收到实际的进步功效。

清末时确立对礼俗民情给予尊重的原则，在其后民国时期的民事立法中也有所反映。在南京国民政府制定民法时，其起草说明书中就谈到，“我国幅员辽阔，礼俗互殊，各地习惯，错综不齐，适合国情者固多，违背潮流者亦复不少”，故“根据法治精神之原则，定为民事一切须依法律之规定，其未经规定者，始得沿用习惯，并以不背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为限”。所以，对于在我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习惯，并未强行废除，而是在承认普遍原则的基础上加以变通，比如民法一方面规定男女在经济、政权及私权方面的平等；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平等不必“徒务虚名，若关于姓氏必使铢两悉称，殊属难能”，规定了在结婚后，夫妻之间除另有约定外，“妻应冠以夫姓，赘夫应冠以妻姓”，这样的规定虽反映了传统社会宗法制度的影响，但这种不“徒务虚名”的做法，却可避免人们因名称上的纠葛而产生无谓的争执，更有利于男女权利实际上的平等的实现。

以此来观照今天的民法典，也大抵上延续了这种务实的立法精神。文章开头所提及的民法内容方面的变化，都是一些卑之无甚高论的生活小事，但却折射了立法者对民众生活常识常情的认可和尊重，也让人虽不必经常刻意提起，却又总能感受到民法的无处不在。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生活的法则，才保证了异人之下我们生活的平常和安宁。

文/马建红（法学博士）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王涵